其实我并没有现在的某些网友那么讨厌杨绛，否则我三十年前就不会买她写的小说《洗澡》，还有十五年前买她写的散文《我们仨》。

杨绛的文字和学术水准在我看来至少不会太差。

否则她也写不出被文学评论家们赞不绝口的这几句：

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干校六记·下放记别》

不过我倒更喜欢杨绛写她自己感受的文字，写女儿的背影，没有那么不动声色，没有那么冷眼旁观。同样出自《干校六记·下放记别》：

阿圆送我上了火车，我也促她先归，别等车开。她不是一个脆弱的女孩子，我该可以放心撇下她。可是我看着她踽踽独归的背影，心上凄楚，忙闭上眼睛；闭上了眼睛，越发能看到她在我们那蔽残凌乱的家里，独自收拾整理，忙又睁开眼。车窗外已不见了她的背影。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火车慢慢开动，我离开了北京。

我素来讨厌那种大部头的文学理论，年轻时买过几本《小说面面观》之类的大作，除了记住了“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之外，现在脑子里对这本书的印象几乎全无。

倒是多年前看过杨绛在三联书店出的一本小册子《关于小说》。里面有一篇写她读英国女作家简·奥斯丁的小说《傲慢与偏见》的文章，题目就很有点意思——《有什么好》，至今不忘。

杨绛一上来就用大白话的形式讲清了小说的本质，没有故弄玄虚的理论，没有花里胡哨的术语，通俗易懂，颇接地气：

小说里总要讲个故事，即使是没头没尾或无条无理的故事。

故事总是作者编的。怎样编造——例如选什么题材，从什么角度写，着重写什么，表达什么思想感情，怎么处理题材，就是说，怎样布局，怎样塑造人物等等，都只能从整部小说里去领会，光从一个故事里捉摸不出。这个故事又是用文字表达的。表达的技巧也只看文字本身，不能从故事里寻求。

要充分了解一部小说，得从上述各方面一一加以分析。

就这么三言两语，就把怎么欣赏一部小说的道道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当杨绛也承认，虽然“小说里总要讲个故事”，“但很多人读小说，不过是读一个故事——或者，只读到一个故事”。

《傲慢与偏见》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开头：

It is a truth universally acknowledged, that a single man in possession of a good fortune, must be in want of a wife.

However little known the feelings or views of such a man may be on his first entering a neighbourhood, this truth is so well fixed in the minds of the surrounding families, that he is considered as the rightful property of some one or other of their daughters.

中文译文：凡是有财产的单身汉，必定需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这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

简·奥斯丁

杨绛认为简·奥斯丁冷眼看世情，点出这么两句，接着就引出一大群可笑的人物，一连串可笑的情节。评论家往往把奥斯丁的小说比作描绘世态人情的喜剧(comedy of manners)，因为都是喜剧性的小说。

据说杨绛此文是对同为英国著名的女作家伍尔芙《现代小说》所代表的现代派小说观的回应。

杨绛反对轻视故事性、刻意追求形式实验的倾向，主张好小说不必脱离日常，平凡题材亦可承载深刻人性思考；故事性、情节逻辑、人物塑造仍是小说的核心生命力；作者的理性精神与人文关怀，是作品超越时代的关键。

杨绛认为，《傲慢与偏见》的 “好”，在于用克制的艺术、温和的讽刺、通透的理性，把日常婚恋写出世态人心的深度，把平凡人物写得鲜活永恒；它不仅是爱情小说，更是一面映照人性与社会的镜子，也为小说创作提供了重故事、重人物、重人文的经典范式。

杨绛在本文的最后，借用简·奥斯丁的自己的话来“夫子自道”，说用这段话来赞赏她自己的小说，最恰当不过，而《傲慢与偏见》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

小说家在作品里展现了最高的智慧；他用最恰当的语言，向世人表达他对人类最彻底的了解。把人性各式各样不同的方面，最巧妙地加以描绘，笔下闪耀着机智与幽默。